亞心網訊(記者 夏莉涓)目前癌症的發病狀況如何?什麼樣的防治措施才可稱為理性?網絡上流傳的防癌方法是否科學?11月2日,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民族衛生協會少數民族地區癌症綜合防治專家組組長劉嘉綏教授。
  記者:目前,我國癌症的發病情況是否發生了變化?
  劉嘉綏:通常來說,發展中國家多患窮癌,即因營養不好、衛生條件不好,食管癌、胃癌、宮頸癌等癌症高發,而發達國家多為富癌,即大腸癌、前列腺癌等癌症高發。而在我國癌症的疾病譜中,窮癌、富癌同時存在。與30年前相比,我國癌症死亡率增長了83.1%,乳腺癌的發病率增長了96%,肺癌發病率更是增長了465%,新疆疾病譜發展趨勢和全國類似,從全國角度來說,城市的癌症發病率高於農村,約在十萬分之三百至四百。
  記者:請您分析一下肺癌高發的原因。
  劉嘉綏:從腫瘤的角度來說,有三級預防,第一級是從營養、運動、職業、環境、遺傳、心理、生活方式、生活行為這些條件來想辦法降低腫瘤的危險因素。
  在這些危險因素里,中國有幾方面做得不夠好,如我們目前大概有3.2億煙民,從醫學的角度講,有一個吸煙指數,即吸煙的人,每天抽20根煙,連續抽20年,吸煙指數就要大於400(20乘20),指數超過400的人得肺癌的風險是普通人的14倍以上。如戒煙,大概在戒煙成功的10年後,肺癌發病率才能降低到普通人的水平。此外,環境的污染、職業性的粉塵接觸都成為了導致肺癌發病率的節節攀升。上周,世界衛生組織剛剛將PM2.5納入肺癌的高危因素。
  記者:除肺癌外,肝癌和胃癌也是我國高發的癌症種類,發病原因又是怎樣的?
  劉嘉綏:以因感染性因素形成腫瘤的肝癌為例,在全國範圍內有9.75%的人口是乙肝的帶病毒者,乙肝的帶病毒者發病軌跡是乙型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肝癌,就乙肝患者本身來講,大概終身有15%的風險轉化為肝癌。同時,國內丙肝的患病率大概是3.2% ,而丙肝患者有40%的風險變成肝癌,所以我們是世界上得肝癌的第一大國,新疆也是肝病的高發區。
  此外,中國人的不分餐的進餐方式也導致了胃癌的高發。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獲得者巴裡·馬歇爾通過口服幽門螺旋桿菌製造了體內的胃潰瘍的內環境,證明這是胃潰瘍的危險因素,而胃潰瘍可看作是癌前病變。在我國有15%的人群是幽門螺旋桿菌持續性感染者,一過性感染的人群甚至超過60%。
  經口傳播是幽門螺旋桿菌傳播的一種方式,如一盤土豆泥,一桌子人圍著吃過後,用碘酒測量口腔內的胰澱粉酶可發現盤子里全是白色斑點。有人研究過,這麼一頓飯,我們共享了0.4毫升別人的口水,幽門螺旋桿菌也因此得以廣泛傳播。
  記者:您認為癌症防治的關鍵在哪?我們目前還需要完善哪些工作?
  劉嘉綏:癌症的防治工作,對於全世界來說都是公共性難題。從美國的研究來看,如果病人是早期患者,腫瘤的治愈率可達90%-95%,可如果中晚期患者,治愈率甚至不足5%,所以早診篩查是關鍵中的關鍵。這就需要政府在公共衛生政策上加大對腫瘤、對慢病的關註,加大投入。
  我們以日本為例,喜食生魚片等生食的日本曾是全世界胃癌最高發的國家,他們通過大規模的胃癌篩查計劃,按照人口比例進行胃蛋白酶原、胃鏡等項目的綜合篩查,胃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都大大下降。在日本,85%的胃癌患者都可在早期甚至還未發病時發現,而在我國,能夠發現的胃癌早期患者不足10%。
  國際抗癌聯盟建議,要建立一個腫瘤綜合防治的利益相關制度,每一層都是利益相關者,如政府、患者、研究者、各種各樣診斷的試劑和治療的設備的生產廠家,把利益放在陽光下透明化,讓每一個人都得到重視,相互監督。
  記者:腫瘤的防治是否應該有年齡、病種等方面的側重?
  劉嘉綏:每個人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癌症的發病風險也有所不同。以美國為例,由政府支持的早診篩查計劃設置非常細緻,如21歲的女性,有性生活3年以上的,就要做TCT(宮頸癌細胞學檢測)和HPV-DNA(人乳頭瘤病毒檢測);40歲的女性要做第一次乳腺鉬靶檢測;50歲的男、女要做首次的大腸鏡,50歲的男性就要做第一次的前列腺癌的特異性抗原檢測等。除了劃分不同年齡段的檢測項目,還規定了檢測間隔時間,如宮頸癌每年都要查、鉬靶可一到兩年查一次等。
  記者:目前網絡上廣為流傳酸性體質易得癌症的說法是否有科學根據?
  劉嘉綏:對於酸性體質易患癌症的說法,從循證醫學的角度來看,目前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不過綠色時蔬還是值得提倡的,比如在新疆的果蔬中,纖維素含量較少,腸胃蠕動較慢,會產生吲哚(yǐnduǒ 是一種有機化合物)類的物質刺激腸壁,如果多食纖維素含量較多的食物,如芹菜、韭菜粗糧,就會加速腸蠕動,減少刺激,降低結腸癌的發病風險和概率。
  (編輯:王淵)  (原標題:“30年間全國肺癌發病率增長465%”專家:早診篩查是防治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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